[摘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现实政治与历史文化做了不同程度的剖析与反省，认为中国无论在现实与历史层面存在不少弊端，从另一个维度探讨此次事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与此同时，认为中国文化中依然具有振奋民族、挽救危亡的优秀因子，理应发扬光大。这种多重反省，对随后的全民族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知识界 民族文化 自我反省
《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任何具有历史与智慧的民族均会在突发危机、遭遇危难时做出各自的反应与反省。中国自不例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有识之士在极力鼓吹与倡导救亡图存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现实社会、历史传统及固有文化做了比较系统的反省。当年先哲与先师的反省与反思，作为一种历史与文化思想遗产，值得我们予以总结。学界围绕此次事件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民族主义复兴的视角出发，较少涉及民族自觉反省。[1]本文以此为重点，进一步探讨九一八事变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一
 
1931年9月18日，系农历八月初七，星期五。翻阅当时报纸，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社会上下除了救济水灾外，尚处于一种和谐平静的生活之中。山东、江苏、上海等地相继举行省级运动会，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准备于10月10日在南京举行；南京国货陈列馆主办的全国报纸展览会计划于双十节举办。[2]报纸上结婚广告、开业广告及店庆广告一如往常。
事变发生，情势立即紧张，北平主要报纸均有号外报道。《申报》、《大公报》、《新闻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均在9月20日刊发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南方报纸的消息来源于天津、北平、沈阳、哈尔滨及路透社等，主要形式是当时最为快捷的电话。日军攻占北大营、日军侵占沈阳、日军焚掠商埠、日军随处挑衅、日军沿途焚掠等“紧要”新闻，一时充斥各大报纸头版，黑体大幅标题醒目引人。
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中国社会自上至下都有强烈反应。9月20日，中国国民党之“中执会之通电”在各大媒体同时发表：“今乃乘我内忧正急，天灾突起，遍地灾民，死亡枕藉，举国上下，正在救死扶伤不暇之日，突出重兵，占据我沈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地，其蛮横至何程度，尚不可知，此种野蛮暴虐之行动，在世界历史上，几无先例”。[3]国民党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一）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外，必须一心一德，巩固国家基础，充实政府实力。（二）一切人民必须一心一德，努力于救灾与御侮之工作。（三）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造成强固之大团结，以为全国一致之表率。”[4]《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达诉求与期盼：“（一）吾人对于此种最危急之国难，当不惜任何之牺牲；然吾人决不能将国运国脉作孤注，殉于日帝国主义之暴举；吾人当伸正义公理于世界，作正当之牺牲，求民族之生存。（二）全国各界懔于栋折攘崩之戎，当一致动员，共赴国难，作‘和平奋斗救中国’之连动；各该地民众当督促当地驻军，捐弃夙嫌，努力国事，谁有不从者，先除此内奸再御外侮。（三）各地民众，于督促和平救国运动外，当精诚团结，作正当之表示，一以唤世界之同情，一以寒敌人之野胆”。[5]概括起来，主要内容不外乎全国团结一致，理性抗日，努力工作，同时将希望寄托于国际组织与国际社会。
全国民众，无论南北，无论阶层，均发出强劲呐喊，团结御侮，一致对外。据《新闻报》9月20日新闻报道：“自暴日侵略，辽省警耗传来，沪市民众，莫不愤激异常。反日会昨开紧急会议，推派代表五人晋京请愿出兵，并定明日（星期二）上午九时在市商会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问题。党部方面及各团体均主张举国团结，一致奋起。张副司令昨电复孔祥熙报告详情，孔亦发电粤方，请息争共扶国难。蔡元培等并将通电全世界请各国主持公道”。[6]《民国日报》1931年9月20日头版头条以十分醒目的黑体字标语，表达其对此次事件的反应：“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同胞们，日本已占据沈阳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据《新闻报》1931年9月24日报道，首都南京举行反日救国市民大会，到会民众十余万人，“空气异常紧张，演词备极沉痛”，主席台两侧悬挂“国亡无日，同胞快醒”、“杀身成仁，今兹其时”，主席台前悬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已至，同胞快醒”、“打倒强占东三省的日本”、“彻底抵制日货”、“永远对日绝交”、“誓为政府后盾”、“大家团结起来反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等大会口号响彻整个会场，民情激昂，达到极点。为了应对国难，全运会、展览会决定延期，据报道：“外患日急，国人应一致奋起，共赴国难。本届运动会，决定延至明年五月五日举行；实业部国货陈列馆拟办之全国报纸展览会，二十四日决定，同时延至明年五月五日举行”。[7]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局势突现紧张，民众情绪激昂、愤激、激烈，民族意识进一步激发，成为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潜在力量。对此，有评论指出：“自日军暴行事件发生之后，全国民众，俱有慷慨激昂之表示，与誓死抗敌之决心。民气如此，扶危救亡，殆非无望。”[8]章乃器指出：“‘九一八’的烽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个危机，然而同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生机。”[9]严重的民族危机一方面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创伤，另一方面，也造成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大拐点，即从民族危难向民族振兴的转变。
 
二
 
与痛哭、痛骂与愤激几乎同时，出现了中华民族的自我反省。解炳如指出：“自历史上观之，凡一民族在极危难的周遭中，必有一种深刻而沉痛的反省，进而有努力挣扎向上的态度与民族复兴的冀求。”[10]黄炎培指出：“窃以为近世史演变至今日，实给我人以反省最好之机会。居今日而反省，尚不失为有效的举动。”[11]何谓反省，胡适指出：“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先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12]这一时期反省的重点在现实政治、历史传统与文化几个方面，下面依次予以梳理与评点。
第一，对当时现实政治层面的反思。日本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与政治能力的弱势、低下。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2年后东北易帜，完成了国家统一。但是，派系之争、军阀战争不断，严重影响了中国政治的现代进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除全力从事救济水灾之外，南京国民政府与反对南京政府的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军事对立正处于剑拔弩张之时。国家本来就不强大，加上派系林立，四分五裂，其情其景，可想而知。洞悉中国内情的日本，正好瞄准时机，向中国发难。对此，时论作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看得清楚明白。吴雄久指出：“一国遇恶势力之来袭，每以政治缺乏能力为其总因，政治能力之缺乏，则又由于政治人物，缺乏对内对外之敏锐意识，与国家前途利害之判断力也。平时不知戒备，不知激励，迨敌人铁腕，业已加于其身，而犹不能出于断然之态度，与暴力争一旦之命，乃旁徨四顾，欲乞怜仇人，忍受任何之屈辱，不惜非常之牺牲，但求贷其不死。此天下之懦夫！亦世界之大愚！”[13]作者进而指出：“顾一国内政之良否，关系国家根本之命运，非有强度之政治能力，则政治之推进难期。故政治能力，为一切对外对内活动之因素。我国此次对日军事，其失败之原因，固由于缺乏现代武器，致谓暴日锐利器械所压迫，苟政府能于内政早加整顿，泯内争而集其视线于国防，修器备而倾全力于外侮，诚如此，安有如今日之实地丧师，受非常之屈辱耶？”[14]时论指出：“统一全国之后，内政外交益形退化……各省土匪蜂起，民不聊生，所谓民生主义者，变为民死事实，苛捐杂税，十倍于前，贪官污吏，更形拥挤”。面对东北危局，“当局诸公，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不言养疴，即是扫墓，所谓和衷共济，共赴国难者，竟如此耶？”[15]李治平指出：“吾对国民党党纲，总理遗教，深为钦慕，惟尔党员等，初在革命北伐之际，一则曰：打倒腐化，再则曰：铲除割据。既到握权执政之时，官吏腐化如故，军阀割据如故，非特此也，精神涣散，意见分歧，彼此倾轧，互相抨击，分崩离析，不谋合作，今天这个归里扫墓，明日那位高蹈放洋，不是张三托病休养，即是李四诵经念佛。天下承平，做官纳福，则曰：以党治国；炮火弥漫，国难当头，又言：匹夫有责。”[16]有人总结说：“一九二七年后，中国革命运动发生了变化，领导中国历史前进的力量，完全处于一种极其悲惨的地位，而未回复到昔日的气慨，日本帝国主义自然是更加横行无忌，而满洲以其地理和历史的关系，于是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朝鲜第二’的直接目标”。[17]有人指出：“二十年之内争，国家元气，剥丧尽矣。养百余万之冗兵，对外仍不能一战。以四千余年之文明古国，乃为岛夷所侵凌”，发出了历史的拷问。[18]“中国的军队有三百万，德国的军事教官请了好几百名，那些军队为什么除了军阀混战，互相残杀外不能拿来打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无抵抗’？中国的军费支出占总政费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什么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孤军独占，却还要我们小百姓来捐款？”[19]丁文江感慨万端，激愤地说：“大难当前，军政首领依然不能合作，真正使我们觉得中华民国的末日到了！”[20]大敌当前，直接抨击现实政治，容易触犯忌讳，但对现实政治所发出的拷问与质疑，无疑是一种自我反省。
第二，对中国民族性与国民性的反省。中华民族有其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之坚忍不拔、勤奋节约、实用理性、和平理念、大同追求等优秀品性，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不朽遗产。时论指出：“吾中华之民族性，实具有各种最优秀卓越之本质，以是其所表现于全民族之通性者，至为深厚而雄迈，其坚耐、勤奋、节约之禀性，固为欧美民族之所弗能及；而尚中庸、求实用、爱和平、向大同之精神，则尤为举世所共称为大国民风度者。”[21]与此同时，中国民族性中之劣根性也不容忽视，其利己自私、虚伪面子、文弱病态、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等负面德行，也引起时人的担忧。
散漫无组织性，呈现出一盘散沙之弊端。关于中国国民性与欧美国民性的差异，时人用“机器与散沙”为比喻，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二者间的鲜明区分。时论指出：“吾人漫游西洋各国，总觉得到处市镇乡村，井井有条，此地为然，他处亦复相类似，全国整齐而划一，上自政府之首脑，下逮国民细胞，殆莫一不统属于神经系统中者；与吾国社会较，恰为机器与散沙之比。索其根本原因，实由于吾国民族素尚无拘无束飞鸟式之自由，缺乏秩序之观念，复无纪律之规范。以是三人行则争先恐后，坐则必凌乱无次，社会不加纠正，人民遂亦养成习性。”[22]互相猜忌，难以全体通力合作，“三人以上，则常两意而三心，已不能树立共信，复又不能彼此互信，结果小事不能合作，大事亦办不成”。[23]面对国难，缺乏恒心、毅力与计划，“一般人的心理，有的缺乏自信，惟想依赖别国人；有的幸灾乐祸，希望敌人自己会灭亡；有的由失望而趋于悲观颓丧，有的太乐观仍尽量的追欢寻乐”。常此下去，“社会上多是这样的人，盲人瞎马的混下去，莫说一年半没有成就，再过十五年也只有每况愈下”。[24]
如此心态与情绪，面对危难时往往表现出“五分钟热度”，难以持之以恒。时论指出：“在‘九一八’事变紧张时，有许多学生在街上喊：‘对日经济绝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的口号，喊的嗓子都哑了。现在呢？都到各地方去寻快乐去了。”当时娱乐的方式主要是看电影与滑冰。在北平，许多年轻学生冒着日军炸弹的危险，以看电影与溜冰为乐事。“寻快乐有许多的事，第一就是看电影，天天各电影院人山人海的挤个不堪，虽然有一个电影院捱了一个炸弹，看的人仍是很多。第二是溜冰，我曾记得有一次中南海化装溜冰，溜冰的人化装完了，刚出了化装室，就‘咚！’的一声又飞来一个炸弹，吓得都东逃西奔”。[25]这篇出自中学生的小文，真实记述了当时的一幕。对日游行、示威等抗议如此，就是抵制日货、对日经济制裁也不过“五分钟热度”。时论指出：“大半抵货运动初起及继续中，日货输入为某种程度的减少，而运动发生之前和运动经过五分钟之后，日货反大激增”。[26]这真是历史的讽刺！更有甚者，上海淞沪事变发生时，以前曾经高喊抵抗的教师与学生，反而拼命出城逃难；淞沪中日交战时，竟然有数万名国人受日军雇佣，以每天数元之价钱为日军做后勤服务。[27]此情此景，真令人无语！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状，无疑是民众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严重缺失。有人指出：“中国为什么不强，当然是中国人没有出息。中国人之没有出息，大概只知有己，不知有国，毫无国家观念。九一八之后，东三省丢了，大家以为东三省距中国内地很远，又有长城隔离着，便毫不准备去抵抗。榆关失陷的时候，平津的人想榆关失了，日本军队不至就来平津。假若日本将平津攻下了，在济南的人也会想日本决不至攻下山东。假若日本将山东也攻下了，江苏的人也是这样的想。”[28]一般民众只知其家族与地方，不知国家与民族，彷徨观望，无法形成一种合力。时论指出，面对国难，政府无能固然，国民也难辞其咎。因此，“国民有必须严重反省觉悟者，此次外患，乃中国整个的无能之暴露，非只现政府当局失职无能之暴露。中国国家地位，危险极甚，非五年以来始然，第一般平日忸于国际空气之静态，而忘却国家之真相，愈贫弱而愈不奋勉，惰气遍全国，以苟且享乐为事，无论何界，皆充塞颓废不振之象”。[29]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其“四大失望”，其中之一便是对民众的失望。
第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反省。中国历史悠久，汉唐盛世，曾经铸就了华夏的辉煌，成为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历史佳话；另一方面，宋代的积弱，明末的悲剧，无力抵御外来入侵的文弱形象，也成为人们心中无限的痛。时论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酿成空前国难，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历代政府之对外，自有其传统一贯的政策。试观史乘所载，当其盛时，自以为天王帝国，惟我独尊环境小邦，但求其礼貌之奉承为己足；及其衰也，异族侵凌，束手无策，则亦惟有称臣纳币而已，割地赔款而已。其才虽有雄才大略者，欲张我挞伐，扬我国威。而一般议论，不曰穷兵黩武，则曰劳民伤财”。[30]重文轻武，形成一种文弱的传统。内横外弱，缺乏一种应对外力侵略的良策。政府如此，人民亦然。傅斯年指出：“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政府与统治集团之使人失望绝望，人民犹可望到别处，若一般国民都如此醉生梦死，尚有何说？元兵未渡江，临安已经给他预备好了；清兵未入关，燕京南都已经给他预备好了。所谓预备者是些什么呢？靠天活着的心理，毫不振作的生活，做顺民或逃之夭夭的幻想，知命的哲学！所以人民虽众，如一群羊，社会虽繁杂，如一堆沙，以今日之局面比宋明亡时真正再像也没有了！”[31]晚清遭遇到外力的冲击，清朝统治者处理中外关系所留下的负面政治遗产，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当时政府的决策。时人指出：“前清外交失败，遗祸至今者，先有鸦片之役，后有中日之战。林则徐固尝一度痛击英人矣，然而空自牺牲。左宝贵、马玉昆，亦皆勇将也，然而一败涂地。满朝皆是和平空气，将士自难为国建功。彼帝王者，心中目中，但求延长期政治生命而已。此外任何牺牲，原不足惜。其在人民，慑于专制淫威，倘有出轨行动，则曰为乱民，目为叛徒，而科以应得之罪。政府不抵抗，人民不敢抵抗。”[32]“武汉起义，轰动全球之中华民国，出现于二十世纪矣。然而由历史上传来之不抵抗主义，固然依存在，未尝革命也”，作者总结道：“种因于数千年以前流毒于数千年以后，是为此次国难发生之总渊源。”[33]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给儿子信中谈到九一八事件，认为国难发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并非偶然。他说：“我对国事亦极悲愤，但此等事，非一朝一夕之故，积之甚久，今始爆发。在历史家观来，应该如此，又何怨耶。”[34]知识界学人将中国此时的国难归结于中国的历史与传统的流毒，虽然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支持，但某种意义上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三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指出：“一切严重的国难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试金石。我们若要知道一国人民的知识程度、组织能力、习尚与人生观，我们最好的法子就是看这民族如何处置一个严重的国难。至于政府及军队，更用不着说，在国难之下，其强弱优劣都自然而然的暴露出来了。九一八就是我们民族这样的一种试金石”。[35]的确，九一八事变就像一块试金石，或者说就像一面镜子，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对中国国民的心态、知识、素养及行为，都给予重新审视和反省。这种审视与反省，无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都对唤醒民族意识、抵御外来侵略、建设现代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思想西化的胡适面对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危局、国难，发表了系列时论，从历史到现实，对当时中国社会做了系统的反思与批判，表面上似乎言论偏激、悲观，但内心流露的依然是强烈的爱国的拳拳之心。深受日军侵华事件的刺激，胡适连续发问，质疑现实，质疑历史，甚而质疑中国近代变革的不努力。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上上下下整个的没有现代化，整个的没有走上科学工业的路？是不是因为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我们还不肯低头做小学生的苦学，所以不能抵抗一个受过现代科学工业文化的洗礼的民族？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和我们自己都是罪孽深重，腐化太深，所以闹了三四十年的维新至今还是不可雕的朽木，禁不起风吹的败叶？是不是因为我们自从庚子以后，受了国际均势之下苟安局势的麻醉，误认‘彼入我京师而不能灭我’（王壬秋语）的形势可以长久存在，误认中国真是亡不了，所以又陷入了醉生梦死的昏迷状态里，既不能自立又不肯埋头学人家自立的本领，既不能吸收他人的新把戏又不肯刮除自己的腐肉脓臭，就成了这样一个禁不起风吹草动的无用民族？在全世界人的眼光注视之下，我们的一切法宝——口号标语，精神文明，宝华山念经，金刚时轮法会，‘太古式’的军备与运输，等等——都不灵了，我们方才明白我们原来至今还只是一个束手坐待强人宰制的国家！”[36]胡适类似的言论很多，大体意思差不多，基本论点是悲观的，认为中国遭受此次巨大国难，根本原因是中国历史罪孽深重，难以冲破阻力，中国民众的不努力，中国政府的不作为。胡适之意在刺激国人，促使其觉醒。胡适的得意门生傅斯年在九一八发生一周年时撰文，面对现实困境，也表达了其失望情绪，提出了“四大失望”：第一个失望是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第三失望是世界上对此事件反应之麻木；第四失望是中国的政治似乎竟没有出路。[37]
悲观失望之余，人们也不同程度看到了希望。中国经此国难，已经在明显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蒋廷黻对于中国军队的装备及四十年的变化颇为悲观，对于中国军队在东北及热河的抵抗感到羞耻，但对随后中国军人的士气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两年之内，我们一方面有热河可怜可耻的崩溃，另一方面有淞沪、喜峰口、冷口、南天门的可敬可悲大奋斗，大牺牲。在九一八的试金石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军队，论组织和训练，虽差得很远，但论本质，论练军的人力原料，我们这个民族并非老大腐化，实在尚能大有作为。在这两年之内，兵士们始知道勇敢和牺牲的无上光荣，始知道当兵的民族意义”。[38]蒋廷黻通过对1894年中日战争与九一八的中日冲突的比较，认为“比之四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今日中国的民众究竟进步多了”。蒋廷黻指出：“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无民众慰劳军队的事情；这一次捐钱的捐东西的，为军队作东西，各大城市都有了。上一次，学生只知公车上书，反对和议；这一次除到南京请愿外，尚有造烟幕弹、钢盔，及实际在后方修路，或到前方去作战者。总而言之，民众意识的进步是毫无疑问的”。[39]在蒋廷黻看来，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与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脆弱的国民政府“居然不但未被推倒，反而因之巩固”，“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的政府反比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政府要比较稳固”，个中原因，除了“武人的明理”与“国民党究竟有充分民众运动的经验”等因素外，“民族意识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40]傅斯年在表达“四个失望”之后，并没有对中国前途绝望，而是充满信心与希望。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只要军队稍有纪律，地方便可以平安，只要政府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人民便可以猛烈的进步。”因此，傅斯年断言：“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41]中国不亡，在历史，在文化。傅斯年说：“历史上与中国打来往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国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这或者就是中国人不能特放异彩，如希腊人如犹太人的原故，然而这确是中国人万古长存的原故。论到智慧，虽不十分优越，却也是上等中的中等，固曾以工商业及美术文学及大帝国之组织力昭示于历史”。[42]傅斯年正告舆论，此次国难不但不能压垮中国，反而经此大难之洗礼，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契机。他指出：“以今日中国上下一切社会之腐败，不经一番彻底之改造，是没有办法的。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运命，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我们，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我们，倭人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今日之局，正是小鬼不自量力，代司杀之天公以自伤其身耳。反正疯狗咬浑蛋，是无不可的。我们一旦被咬得不混沌了，然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43]黄炎培指出：“我更感觉得三十年来，民众爱国心的发展，确比往时进步不少。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事实摆在面前太显明了。”[44]东北义勇军奋勇杀敌，鼓舞了全国民众的士气，使人们看到希望。赵镜元对此发表评论：“自辽吉事件发生，国人痛夫暴日之侵凌，国难之未已，知非有民众武力为政府之后盾，诚不足以挽狂澜而遏敌焰，于是全国之义勇军运动，中央倡之，学界导之，各界从之，呈风起云涌之观，其精神已由理论趋于实际，其领域已由京沪及于全国，此真中华民族精神复兴之秋也。”[45]中华民族不死，中国就不可能灭亡，几乎成为当时的共识。黄炎培认为，中国人只要克服其撒谎、冶游、赌博、吸毒等劣习，养成早起、整洁、锻炼、守时、护物、廉洁等品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中国就大有可为。他指出：“所以对日的问题，非在日本，而实在我们自己，故大家必须团结，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46]
反思国民劣根性，曝露社会生活丑陋一面，甚而触及中国历史与文化，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更不是自卑示弱，相反，敢于正视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与消极影响，其实正是一种民族与文化自信的表现，意在刺激国人，警醒民众。这种反省，是中华民族时代意识的觉醒。持续数年的反省与解剖，为日后的全面抗战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国人英勇抗战的精神动力。